股票按天配资文史丨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？不但有，而且还很严重

年龄焦虑股票按天配资，是人类共同的生命主题，古人也不例外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，每逢岁暮秋冬时节，照例是古人叹息早生华发的时候。在慢节奏的中国古代社会，古人感慨衰老，包含着多种年龄焦虑的内涵。今天，我们一起来了解吧。

古人多样的年龄焦虑

古人也有年龄焦虑，最常见的是对光阴逝去、早生华发的慨叹。无论是南唐后主李煜的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，还是北宋太平宰相晏殊的“可奈光阴似水声”，古代中国无数咏叹时光流逝、青春不再的诗篇，抒发着对人生年华易逝的感叹，美好事物无法常驻的遗憾。古人感慨旧时光能否重现，在飞逝的岁月里能否有所成就，无不表现出对于年龄、衰老等焦虑心理。

这种意识，与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传统重视时间和人生观念，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界定不同的人生目标有密切关系。正如《论语》所载孔子自谓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不仅是自况，亦与《礼记》对不同年龄段定义的记载相契合，表达的是对人在一生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期待。

《礼记·曲礼》记载：“人生十年曰幼，学；二十曰弱，冠；三十曰壮，有室；四十曰强，而仕”。幼学的目标是增长知识，以顺利成年（“冠”）、娶妻生子（“室”）和成就功业（“仕”）。如果说幼年以前，孩童尚能“没心没肺”的欢度，到了少年时代、入学之后，学业的压力，对于前途、未来的希冀与未明，莫名的焦虑悄然伴于心。男子“弱冠”之后，学业与成家立业的压力就接踵而至。至孔子所称“三十而立”，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释为“有以自立，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”，男子在三十周岁后开始成熟，可立身于社会，有所成就。男子三十岁后，迈入“四十而不惑”，“于事物之所当然，皆无所疑”，达到“正心”，到“五十知天命”，感受到追逐理想的艰难，对个人得失不再执着。《礼记·曲礼》的记载则更具儒家社会规则性：“四十曰强，而仕；五十曰艾，服官政”。这种不同年龄段的期许，在衰老真正到来之前，造成古人年龄焦虑多样的表达形式与内容。

成年后，能否入仕为官，会带来焦虑。古代士人获取功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，特别是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限制，给了更多人入仕的机会。然而，登科入仕需层层选拔，并非易事，士人长时间的备考、等待，更多是屡试不第的苦闷与无望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无疑加剧了他们的焦虑与不安。所以才有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年过半百仍未中举入仕，巨大压力之下，意外中举而疯癫，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士子普遍的年龄和功名焦虑。当然，也有许多如六次参加乡试，三十五岁才中举，此后会试“八上公车不遇”的明代文学家归有光那样，仍能自励“吾心之固然，是以乐之不知其岁年”，彰显古人乐观与锲而不舍的精神。

入仕为官后，官场际遇往往与雄心壮志有巨大落差，这种无奈，在古代士人中并不少见。北宋文学家苏轼才华卓越，但仕途波折，年华逝去，让他在“赤壁怀古”时将周瑜的年少有为、卓有建树与自己的“早生华发”、仕途蹭蹬作对比，表达了壮怀莫酬的焦思。当然，他在被贬黄州期间也发出了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”的感慨，以溪水西流为喻，表达了自己对人生不老、青春可再的乐观态度。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看似功成名就，志业抱负却屡遇挫折，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间矛盾徘徊，“无奈被些名利缚，无奈被他情担阁”，于是“梦阑时，酒醒后，思量着”，焦虑跃然纸上。

古人往往在青壮时，因为人生际遇的感悟，对年老衰惫而生忧惧，或因自己年岁增长却志业未竟、自身价值不显的个人经历，有“衰老”年迈不能成事的焦虑；或如唐代诗人白居易，仍处于壮年，因沐感发“渐少不满把，渐短不盈尺。况兹短少中，日夜落复白”，遥见年华渐老、头发疏白，对来得如此迅疾的衰老，年龄焦虑避无可避；或如深受发齿脱落困扰的中年韩愈，一首《落齿》，“人言齿之落，寿命理难恃”，道尽对衰老、疾困的焦虑与不安；或察觉身有衰疾之苦，如杜甫感叹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那样，对日渐衰老，一步步接近死亡的悲切；或如辛弃疾青壮时征战沙场，到白发抗金壮志不展，感慨“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的时光流逝、英雄不再，和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的勇将衰老，有生之年是否还有机会挥师北伐、成就功业的焦思。

真正步入老年，《礼记·曲礼》记载：“六十曰耆，指使；七十曰老，而传”，六十岁不仅有“耳顺”的平和，或“老骥伏枥”的壮心，更有步入老年不能事事亲临的怅然；七十岁不仅有“从心所欲，不踰矩”，亦有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的自我宽解，更有“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”的愁思。到此时，古人深知年龄增长不可逆，焦虑转为对长寿的热切追求。有名的长寿天子乾隆的诗句“旧名袭宁寿，致政冀期颐”，道出希冀自己归政后能活百岁的愿望。但古人更多是对能否寿至八九十岁的“耄耋之年”，百岁的“期颐之年”，能否实现《礼记》所载“孝子要尽养道”，子女后辈是否有能力让自己颐养天年而焦虑。

“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”，是古人随年龄增长而常怀的终极忧思。古人感慨时光易逝、担心身体衰困，或出于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自身价值能否实现感到压力和恐慌，说明“年龄焦虑”不仅是当代人经常面对的困境，古人同样也面临着“老无所成”的年龄焦虑。

古人的婚嫁年龄焦虑

古人的年龄，男子20至30岁具有特定社会属性，就是对婚嫁最佳年龄的社会共识。《礼记》所载，男子二十岁称“弱冠”，然“冠而字。成人矣”，正如《诗经·关雎》的描述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优哉游哉，辗转反侧”，在这个年龄段求得佳偶的焦虑往往先于前途、功业而来，也展现了古代男子对窈窕、温柔、贤惠的理想配偶的期望。古代社会，要求女性温婉贤淑，在适宜的年龄婚配和生育子女，肩负相夫教子、维系家庭和谐的责任。这些角色和责任与她们的年龄紧密相连，婚育年龄带来的压力和焦虑，难以舒怀，只能寄情诗书。

到了成年阶段，古人的年龄焦虑就不再是淡淡的愁绪，而是随着年岁增长不断加剧的婚嫁年龄焦虑。《礼记》记载“三十曰壮，有室”，女子十五岁成年，称“及笄”，以笄结发，以示到了出嫁的年纪。男子到三十岁，即便未能入仕仍有机会，但娶妻生子则不能再拖延了。自秦汉至明清，基本沿袭了先秦时期的早婚传统，这种关于最佳婚嫁年龄的社会共识，是一种无形的束缚，不在规定年龄段内男婚女嫁，难免会受到非议，甚至招致政府严厉的惩罚。社会规范对古人婚嫁年龄的严密规定制造了古人的焦虑。

古人重视男女的婚育年龄，不仅有社会共识、规范和传统，还有历朝历代法令政策的规定。先秦时，《周礼》记载“令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”，是礼法所倡导的适婚年龄的理想上限。事实上，春秋时期的法定婚龄更低。齐国就规定“丈夫二十而室，妇人十五而嫁”。战国时期，墨子主张男子二十岁、女子十五岁就应成婚，不致因生育年龄推迟而影响人口增长，并称为“圣王之法”。

古代社会对婚嫁年龄的规定，是与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相呼应的，甚至出现了强制早婚、惩处晚婚晚育的法令政策。因此，受制于各种因素而难以适时出嫁的女子，外来严苛压力下的身心焦虑，可想而知。显然，古人的婚嫁年龄焦虑，与历朝历代的人口政策息息相关。

唐代以后，虽然有唐初时太宗规定“民男二十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，州县以礼聘娶”，唐代律令也有寡妇、鳏夫没有特殊情况必须再婚，还将人口增长作为官吏升迁的重要标准等强制性规定，但统治者也意识到强制甚至惩罚措施，会加剧整个社会对婚育年龄的焦虑，甚至影响统治。因此，唐宋至明清主要是从降低男女法定婚嫁年龄方面着手。唐玄宗开元年间敕令“男年十五，女年十三以上，听婚嫁”的年龄底线，到明清时期调整为“男年十六，女年十四以上，并听婚娶”，和缓的举措有利于疏解社会的婚嫁年龄焦虑，有利于社会平和、稳定。

中国古代，统治者出于经济发展、税收的需求、战争胜负和国家兴衰的考虑，十分重视人口的繁衍和增长，通常以提倡早婚，鼓励生育，惩罚晚婚、不婚者等途径来实现，然而急切甚至严苛的法定婚嫁年龄、人口政策，显然制造了古人的婚嫁年龄焦虑，并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和目标的实现。

古人年龄焦虑与哪些因素息息相关？

古人年龄焦虑的文化因素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密切相关。古代农耕文明，农业生产关系国家兴衰，人口数量是衡量国力的关键指标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自然的季节时令紧密相连，这造就了古人的时间观念，塑造了古人的年龄认知，定义古人对各人生阶段应达到的境界，赋予社会共识的意义和期许，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，亦是古人年龄观念与焦虑的文化基因。

植根于农耕社会的儒家文明有诸多影响古人年龄焦虑的文化因素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，古人提倡积极入世、自强进取的精神，当然会伴有建功立业、不进则退的紧迫感，至年衰而一事无成的担忧。同时，中国文化重群体意识，重家族观念，重视社会责任担当，所谓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古人重家族荣耀与血脉的延续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在有限生命中适时婚嫁、追求功名成就和社会认可的强烈愿望，不仅是个人问题，更是家族的责任与社会的期待。古代中国，士大夫作为知识教化与官僚体系的中坚，不仅肩负着社会教化、治国理政的重任，更是文化传承的关键角色。肩负使命的年轻士子，怀揣理想与抱负，担忧能否顺利科举入仕；功成名就的士大夫随着年龄增长、阅历丰富，期望承担更大的责任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。士大夫对个人名声与社会责任有双重焦虑。古人重视对“生命无常”命题的哲学思考。儒家文化重生死、重事功，生命脆弱而短促，古人向往健康长寿，亦重视有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，反对苟且偷生，倡导奋发有为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否则人生就会有虚度的恐慌与焦虑。正如孔子所言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。

古代社会并非想象中的诗与远方，低质量发展和民生多艰的社会，无法真正缓解人的年龄焦虑。在古人智慧的基础上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，共同富裕，藏富于民，无苛政、知礼节，人与人相善而无戾恶，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富强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

（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导邱涛，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杨铮然、南嘉蕊对本文亦有贡献。原文刊发于《人民论坛》杂志2025年第9期，内容略有删减）

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